炉是中国历代茶事活动中重要的器具。
在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各种茶器具都随之发展或者消失亦或是改变原本的功能，炉作为加热器具，因为功能的不可替代性，一直活跃于历代茶事活动中，但茶炉的形态、材质或者被茶人所赋予的精神寓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印记。
满添茶鼎候吟僧——唐代的茶炉
唐代以前，由于没有专有茶器具，“鼎”等日常炊具便是煮茶用具。晋代左思《娇女诗》：“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䥶”。
中唐时期，陆羽《茶经》明确了饮茶器具，将茶具从日常用具中独立开来。对于茶炉，《茶经》中称之为“风炉”，并将其列于“四之器”之首，陆羽以大幅的笔墨对其进行了描述，可见炉之重要性，“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
陆羽设计的风炉造型基本上和鼎相似，下有三足，足下配有灰承，炉的材质可用铁或者泥，炉内涂以泥壁。炉身开洞通风，上有三个支架，用于放煮茶的鍑。唐代皮日休《茶鼎》一诗，直接称为“鼎”，另有其他诗歌中同样也直接以“茶鼎”称呼，如“小小调茶鼎，铢铢定药斤”；“牢系鹿儿防猎客，满添茶鼎候吟僧”，可见“鼎”为当时茶炉的流行范式。
唐代饮茶主要为煮茶法，将团饼茶研磨成粉末状后，投入茶釜或茶铫中烹煮后饮用，茶鍑或者茶铫需和风炉（鼎）组合使用。《萧翼赚兰亭图》（图1）基本反映了唐代饮茶的要素。该图历代摹本较多，茶炉在各版本中略有区别，基本都是筒形高炉身，下承三足，上置铫子用以煮茶汤。
《萧翼赚兰亭图》辽宁博物馆藏
台北故宫版本中的风炉下有一灰承，其余版本则都放置于一长矮几之上。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版本描绘茶炉较为精细，可以清晰看到炉身分成了三部分：下层炉身承三足，两足之间开窗通风。中层为扁平圆筒状。最上层为高筒炉身，且两侧安有提梁以方便移动。至于这个茶炉的具体使用，有相关研究论文分析：“炉身分为三层，上层当为明火，中层当为木炭，下层当为灰烬”。若仅从图像分析，很难判断是如何使用的，但结合实际经验可知，这样的功能分区较合理。
唐代茶炉实物遗存较多，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白釉茶炉及茶鍑（图2），炉身成筒形，上侈下敛，器身有三道通风口，下承三足。用于煮茶汤的茶鍑，与炉身可分离。
五代 茶鍑和风炉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另有唐巩县窑黄釉风炉及茶鍑（图3），筒形炉身，上侈下敛，平底，前开风口，上方有花形开口用于通风。内涩胎，外壁施以黄釉，上置的茶鍑可嵌入炉身，亦可分离。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唐花岗岩石茶器（图4）是较为完整的茶器组合，包括了风炉、茶瓶、碗等十二件。其中：风炉为筒形身，附有两耳，底部有风口。下承三足的炉座，符合《茶经》所说之灰承。炉上配有带盖茶鍑。
唐式风炉、座子、茶瓶、茶釜、单柄壶、茶碾、茶碗两件、茶托两件、盘、茶台。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藏
巩义市唐墓M234出土包括碾、炉、鍑、盂、执壶、茶盘等等多件茶器，其中炉的形制（图5）基本与巩县窑黄釉风炉及茶鍑相同。这种筒形风炉搭配茶鍑的使用无论是文献、实物以及图像，都比较清晰地展示了其烹煮茶汤的功能。
图5 巩义市唐墓M234出土的风炉及茶鍑
其他如河北博物院所藏的晚唐定窑白釉风炉（图6）形制较特别：喇叭形底座上放置筒形炉身，一侧开桃形风口，另有三道通风口，四周以乳钉装饰。上置铫子一把，该器为明器。这件定窑风炉的喇叭形底座的设计方式，很明显是为了方便手持，与宗教活动中持香行走的需求相符。此类底座在唐代束腰形高足香炉中也可以见到原型。但这件风炉的形制颇令人费解，又为明器无实用价值，很难从使用的角度去分析。综合判断，其设计风格受到了同时代香具的影响。由此再讨论另一种样式的炉，在一些茶文化的研究成果中称为茶铛，如唐长沙窑三足茶铛（图7）以及唐青铜三足茶铛（图8）。这两件器物虽然材质不同，但形制相近：深腹，口沿立两耳，下承三足。
图7 唐 长沙窑绿釉茶釜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8 唐青铜三足茶铛
此类茶铛，或者称为鼎式炉更为贴切，可直接放置于火中烹煮，更接近“鼎”的原始功能和使用方法。这类形制的鼎式炉相关出土实物不少，如偃师杏园出土的唐代铁鍑（图9及图10）、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出土的唐代陶质鼎式炉、河北怀来县寺湾唐墓出土铁质鼎式炉以及湖南长沙成嘉湖唐墓青瓷三足炉等。而对于类鼎式炉的功能，目前看来也有不同的观点，魏洁博士论文《唐宋香炉设计研究》将以上鼎式炉均归为香具，并未指出列入香具的原因；田梓榆博士论文《十四世纪前中国古代香具典型器研究》，根据同一墓葬其他出土文物的相关情况综合判断，虽将湖南长沙成嘉湖唐墓青瓷三足炉归为香具，但强调不排除这些鼎式炉的祭祀功能；高登科《僧老识茶味：从多本〈萧翼赚兰亭图〉看唐代僧人茶事》一文中将偃师杏园墓出土的唐代三足鼎式炉均归为盆鼎式煮茶器，并未说明理由，然而查询《偃师杏园唐墓》一书，可知其文中所述两件铁质鼎式炉在考古报告中被称为“鍑”，两件均出于崔防墓（M5013），同出的其他物品中有茶碾、注子、唾壶、匙等，综合考虑这两件鍑归为茶具也不无道理。
综合分析之：筒形风炉应为唐代主流茶具，搭配鍑（铫）来烹煮茶汤。而另一种鼎式炉可直接烹煮茶汤，更接近“鼎”原始的功能；但此类炉具有茶具、香具或者祭祀等多种功能，是否为主要茶具，尚需今后更多相关考古资料的佐证。炼泥合瓦本无功—宋代的茶炉
宋代茶文化兴盛，皇室、文人乃至平民均热衷茶事，相关茶叶种植、茶饼制作、饮茶方式以及茶器具的书籍亦有不少。不过有趣的是，《中国历代茶书汇编》中所辑宋元茶书25种均未见对茶炉进行描述和探讨。究其原因，宋代饮茶法由唐代的煮茶法转变成了点茶法，茶炉的功能从煮茶汤转变成了煮水，而宋代茶事最核心的操作过程则集中于点茶，主要茶具为汤瓶和茶盏等物，炉作为煮水的器具，往往隐藏于其后，不似唐代那样处于茶事活动的中心位置。由于煮水作为点茶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宋代的绘画、诗歌乃至实物遗存中可见茶炉的踪迹。李公麟《山庄图》中茶炉有两种式样：一种为标准的鼎式炉（图11），与上文唐代鼎式炉样式相同，画中童子蹲在茶鼎旁，正搅拌茶汤，身后一男子手端茶盏正在等待；另一种（图12）则是方箱形炉子，茶炉有提手，便于携带，箱体一侧开风口，一仆人正用火夹在调整炉火，炉子上置执壶一把。
图11、1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公麟《龙眠山庄图》
北宋时期依旧保留了唐代煎茶之法，图中的鼎式炉便是适用于煎茶，实物有蓝田吕氏家族墓出铁三足茶鼎（图13），该茶鼎还附有盖，更利于加速提高烹煮的温度。再如中国茶叶博物馆藏宋邛崃窑酱釉风炉及鍑（图14），亦是长筒形炉身，一侧开风口，嵌入式的茶鍑有两耳，它和炉身不可分离，该器物虽为明器，但依旧保留唐代风炉的特点，同样适用于煎茶法。而图12中的箱型茶炉搭配汤瓶的用法显然已是点茶。同一幅图中展示了北宋时期煎茶和点茶两种饮茶方式并存的情况。
图13蓝田吕氏家族墓出铁三足茶鼎
宋 邛崃窑酱釉风炉及釜 中国茶叶博物馆“盛世清尚——宋代茶文化展”展品
另有刘松年《撵茶图》（图15）中的茶炉。在一矮方几之上放置茶炉一架，炉呈直筒状，筒身一侧开口，另一侧有三道风口。底部束腰下承四足。炉上放置铫子一把。这类茶炉还是基本保留了唐代风炉的样式。宋徽宗《文会图》（图16）则展示出宋代另一种茶炉的样式：低矮的方形炉子，炉内放满了炭火，汤瓶就放置在炭火之中加热。金大定九年山西省陵川县玉泉村金墓壁画《奉茶进酒图》（图17）中也有相同的方形炉子。其他类似的茶炉在宣化辽墓壁画中亦有呈现（图18及图19），不同的是辽墓壁画中的茶炉为低矮的圆盆状，下承多足，但使用方式相同，均将汤瓶放置于炉中用炭火里加热。扬之水指出这类炉子即为“燎子”或者“镣子”，“是用于烧汤烹茶的炭炉”，相关出土实物有河北平泉县小吉沟辽墓出土的铁质方形燎炉。相较于煎茶法需要随时查看茶汤情况，点茶法仅需将水加热到需要的温度即可，因此燎子和汤瓶的组合简便且更为实用。图17 金大定九年山西省陵川县玉泉村金墓壁画《奉茶进酒图》 图19 河北宣化辽墓张世古墓之备茶图
同样宣化辽墓壁画另有一种炉的样式（见图20及图21），炉身可拆分为两部分：上层为高筒形身，一侧开风口，下层为仰覆莲式底座。茶炉之上置汤瓶，整个器物挺拔秀丽。辽宁省博物馆藏《白莲社图》（图22）、宋《人物图》及元刘贯道《消夏图》中也有莲花座的茶炉，只不过炉膛更宽一些，不如辽墓壁画中的茶炉挺拔纤瘦。纵观辽宋元时期图像资料，这种莲花底座的茶炉并不少见，可见也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茶炉样式。这类仰覆莲纹饰的装饰在香具中更为常见，有文献指出“此当与莲花在释典中被格外推崇有关”，推测与佛教关系紧密的饮茶应该也同样受到影响，从而将莲纹装饰应用到茶器具上。图21宋白莲社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实物亦有中国茶叶博物馆藏辽代陶风炉（图23），该风炉可分为莲花底座和炉身两部分，炉身短颈，长腹，莲花底座下承花瓣形足。该炉为明器，没有实用功能，炉身也没有开风口。
日本京都大德寺藏的五百罗汉图备茶图（见图24），采用的则是更有复古趣味的鼎式炉，炉身为圆鼓状，装有提手，可以移动，身下承三足。与唐代茶鼎或者北宋李公麟《山庄图》中茶鼎不同的是，鼎内并非放置茶汤，而放满了炭火，茶鼎旁侍者手拿炭夹和蒲扇，正在控制火候，他回首望向正在泉水边接水的僧人，这位僧人手执汤瓶，可知这个鼎式炉使用方式和燎炉相同，需要配合汤瓶使用。两宋时期饮茶兴盛，饮茶方式既保留了唐代的煎茶法，又开创点茶法，在茶炉的形制上亦有所反映：一方面延续了唐代风炉和鼎式炉的使用，同时对唐代的风炉进行了调整，使其配合汤瓶或者茶铫，以方便点茶的操作，更有“燎子”这类新的茶炉，更加适应汤瓶的加热，成为宋代点茶的重要器具。图24 南宋《五百罗汉图·备茶图》局部（日本京都大德寺藏）心存活火，声带湘涛———明清时期的茶炉
明代制茶工艺的变革和瀹饮法的推行，饮茶工序渐趋简化。明朝初期所用之茶仍为宋代团饼茶，但随后明太祖下诏罢团茶改贡散茶，这一举措使得团饼茶日趋式微，而散茶广泛流传。随着茶叶形态的变化，饮用方式及所用器具随之发生变革。相较于团饼茶饮用之前的研磨、过筛以及烹点等程序，散茶饮用之法便捷许多。以壶泡或者以壶煮茶成为主要的饮茶方式，因此壶和杯的简单茶具组合便足以满足日常饮茶之用。尽管茶具相对简化，但茶炉这一器具在明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相较于宋元茶书几乎没有对茶炉的记述，明代的茶书却是对茶炉的描述要详尽得多。明初朱权《茶谱》中，关于茶炉有较为细致的两种描述，其一为“茶炉”条目：“与炼丹神鼎同制……泻铜为之，近世罕得。”所谓的“鼎”其实就是风炉的形制。和明代文坛复古风尚相呼应，明代茶事虽然与唐宋茶事相差甚大，但文人茶事却处处以仿古为尚，茶鼎的流行或许与此有关。其他茶书也有相关论述，如张谦德《茶经》曰：“茶炉用铜铸，如古鼎形”，程用宾《茶录》曰：“鼎，拟《经》之风炉也”。图25 （明）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卷》（图25）中茶炉绘画极为精细，而从蔡羽所撰序文中可知，王守、王宠兄弟为了此次惠山茶会特意携带“王氏鼎”，蔡羽曾在其《林屋集》“茶鼎记”中有详细的描述：茶鼎铜质，高不满尺；足为方箱，高寸五分；箱上束而腹张，高三寸。口微反，旁作两耳兽文，而隆为梁以举，可眠起。腹容黑薪二升，为铁床，以行烬于箱。箱三面弥竟，一面为户，以纳风。户之上系锁，用则启扇以衔锁。从描述可知：此鼎为铜制，箱形炉身上侈下敛，箱的两侧有耳，其上又有提梁，一面开有风口。除了未见耳和提梁，与《惠山茶会图卷》所绘茶炉符合。蔡羽不惜笔墨地去描述此茶鼎，更是将王氏兄弟擅茗归功于此鼎，可见茶鼎在当时明代茶人心中的重要性。明代以茶事为主题的绘画作品非常多，其中所绘茶炉形象都较清晰，基本形态都较为统一，如仇英《园居图》（图26）中一童子正蹲于茶炉前挥扇，茶炉为筒状，前开风口，下承三足，上置一茶壶。陈洪绶多幅茶画中的茶炉和茶壶的搭配都较相似，如《高隐图卷》（图27）与仇英《园居图》（图26）中的茶炉形制和使用方法都比较相近，筒形炉身下承三足，配合茶壶使用。唐寅的《煎茶图轴》（图28）中所展示的茶炉，形式与仇英所绘相近，只是风口的处理较为夸张，出长沿若簸箕。
图26（明）仇英《园居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7（明）陈洪绶《高隐图卷》局部
明代配合茶炉煮水之器多称之为“铫”，从图像上来看，除铫以外，壶亦常见，特别要指出的是，明代晚期人们对煮水的壶和泡茶的壶已经有明确的区分，许次纾《茶疏》就明确区别了“煮水器”和“茶注”。明代茶书多推崇小壶，如高濂《茶笺》：“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相应。若瓶大啜存停久，味过则不佳矣”。张谦德《茶经》：“茶性狭，壶过大，则香不聚，容一两升足矣”。从现存明代紫砂壶实物来看，尺寸大者居多，结合图像资料，显然这些大壶用于煮水，替代了宋代的汤瓶。明陈洪绶《高隐图卷》（图27）便可见茶炉之上的煮水器和旁边的注水壶。
图28（明）唐寅《煎茶图轴》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权《茶谱》中，关于茶炉另一种描述为“茶灶”条目：“古无此制，予于林下置之。烧成瓦器如灶样，下层高尺五为灶台，上层高九寸……前开二火门，灶面开二穴以置瓶”。从其描述来看，应是箱体形的陶泥灶台，前有风口，灶面开穴放茶壶。明初王问的《煮茶图》（图29）中的竹茶炉，外形非常接近朱权的“茶灶”，图中以竹片编织成方形箱体炉子，前侧开壸门形风口，上层同样以竹片编织仅留一穴置提梁壶一把，背面有烟管正吐出一缕烟气。前文所讨论的明代文献中描述的茶鼎以及各绘画作品中的茶炉形态，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唐宋风炉的特征；但是从王问《煮茶图》中的竹茶炉来看，这种茶炉与前文所分析的唐宋以来的风炉、鼎式炉、燎炉等有了彻底的改变，也符合朱权所谓的“古无此制”。更为特别的是，王问在《煮茶图》中描述的茶炉为竹质，虽然早在宋代诗歌中已经提到竹炉，但没有详实的图像或者实物资料。而明代竹茶炉，在听松庵竹炉出现后形成了固定样式。
图29（明）王问《煮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听松庵竹炉由明初惠山寺住持性海法师与无锡画家王绂合作创制。吴地文人前唱后和，由此开启了竹炉文会的风潮，且一直延续至清代，留下了大量的诗歌、文赋以及绘画作品。听松庵竹炉在文人中流行的原因从明洪武年间的《竹炉记》中可窥一二，该文对唐宋以来的传统茶事生活赋予新的阐释，以竹暗喻文人士大夫，认为竹茗具“品高质素”，更有“清绝无穷之趣”。关于听松庵竹炉的形制，《听松庵复竹茶炉记》载：“炉之制，圆（原文为员）上而方下，织竹为郛，筑土为质……镕铁为栅，横截上下，以节宣气候，制度绝巧。”听松庵竹炉整体下方上圆，外层以竹编制，内壁以土填充，中有铁栅隔断上下。盛颙《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中将竹炉称为“苦节君”并附有其图像（图30），比较特别的是“苦节君”配有“苦节君行者”（图31），以方便外出携带之用，这与明代中晚期旅游之风兴盛相关。明代文人士大夫游览山水之时，喜欢以茶事相辅，追求更深层次的“幽趣”。而茶炉作为明代文人茶事重要的茶具，成为茶人们出行的必备品，因而随之出现了这些特别设计的“游具”。明丁云鹏《煮茶图》（图32）所绘茶炉便与听松庵竹炉形制相符，下部为竹编的方形架子，上部为圆筒形的炉身，上置紫砂横把壶。文嘉所绘《惠山图卷》（图33）虽然勾勒简单，但是准确描绘了听松庵竹炉的基本形态：下部呈方形的框架，上部为圆形的炉身，炉身上置茶壶。对竹茶炉的痴迷从明初一直延续至清代，特别是乾隆帝南巡后对听松庵竹炉情有独钟，建茶舍、制竹炉，相关论述较多，本文不赘述。
图32（明）丁云鹏《煮茶图》局部（无锡博物院藏）
清代除竹茶炉以外，陶泥茶炉的使用也极为普遍。清俞蛟《潮嘉风月记》：“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文中详细描述了当时潮汕地区流行的工夫茶，其中关于炉的描述可知工夫茶中所用的茶炉形制模仿陆羽《茶经》中的风炉，材质则从铜改成了白泥。从十九世纪泰兴号沉船出水潮汕白泥风炉（图34）可清晰了解清代潮汕风炉形制，筒形身，平底，前开长方形风口，炉口做得比较有特色，成三个小山峰状，可以平稳放置砂铫。
清代长崎贸易时期，工夫茶传入日本，同时工夫茶所用的茶炉随之进入日本，成为日本煎茶五器之一。随后日本茶人对中国茶炉仿制，创制符合日本煎茶文化所需的特色茶炉，如青木木米制作的“白泥子母方炉”等。清代还发展出茶炉和紫砂壶两种茶具结合的紫砂炉壶，这是一种新的茶炉形式。如中国茶叶博物馆藏清耀庭款刻山水纹紫砂炉壶（图35）：上部为紫砂方壶，二弯流，嵌入式平盖，金属细提梁；下半部分为方形炉子，其口部与壶底部咬合严密，茶炉四周以八卦纹饰镂空，用于通风。两侧有金属细提梁。另有民国“潭砂茗壶”款本山绿泥炉壶（图36），形制尺寸基本相同，壶型稍有区别。从茶炉的尺寸来看，其能容纳的炭火将所配茶壶的水煮开比较困难，因此这类炉实际功能应该为保温。这种保温茶汤的做法在清代以前较为少见，特别是明代许多茶书对于茶叶浸泡的时间颇为讲究。虽然饮茶方式在明代经历革新，但是对茶炉的重视却超越了宋元：一方面“复古”的思潮使得明代文人继续唐宋时期茶鼎的使用，另一方面饮茶方式的变革使得曾经的茶炉不再适用，以炉配合茶壶的使用成为主流。同时听松庵竹炉的出现引领了明清两代风潮，其所蕴含的文人精神影响深远。清代继承明代茶炉外，亦有所创新，茶炉的功能更是多样化，除了煮水之外，增添了保温的功能。
结语
炉作为一种日常炊具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随着茶事的普及，茶器具出现了专门化和精细化的趋势，茶炉也逐渐从炊具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茶具。中国第一部茶书《茶经》就对炉的形制和装饰做了详尽的描述，而其“风炉”的称谓也在千年的传承中依旧保留。随着茶叶加工制作、饮茶方式以及各时代审美的变化，茶炉亦随之变化，从唐代的风炉、宋代的燎炉、清代的紫砂炉壶到如今的潮汕工夫茶里的红泥小炉，无不彰显时代的风格，特别是明代文人对雅俗之别的追求，以茶事投射情感，使竹茶炉成为了茶事风雅化的载体，更是成为了艺术创作的“缪斯”。作者：李竹雨，中国茶叶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展览策划。赵丹，中国茶叶博物文博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文创设计与开发。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农业考古》2022年第5期。注释：
①有文献认为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韦鸿胪”为茶炉。根据宋代资料可知“韦鸿胪”应为烘具和贮具，其热源仅用于烘茶饼，并非煮水器物，和本文讨论的茶炉无关。
②关于乾隆与竹茶炉的相关内容， 廖宝秀已发表多篇论文并有相关专著，研究已极为详尽：《吃茶得句 乾隆竹炉山房茶舍与茶器陈设》，载《紫禁城》2020年第10期；《乾隆皇帝与竹茶炉》，载《故宫文物》2013年版第367期；《乾隆茶舍与茶器》，故宫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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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