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的人生哲学和生活逻辑的话，那么此时，纵情游乐，狂宴欢舞，也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1595年，袁宏道提笔给自己的舅父龚惟长写下一封书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讳地列出了世间最值得留恋的“快活”事：看遍世间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尝遍世间的美味，每日大宴宾客，男女混杂，相互嬉闹，千金买舟，带上鼓乐妓妾，浮游湖海……

这个万历年间最知名的才子，并不知道，这封短短只有数百字的书信注定超越一封家书的意义，成为那个时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书。如果说，在此之前，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的人生哲学和生活逻辑的话，那么此时，纵情游乐，狂宴欢舞，也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不仅仅是袁宏道个人的价值追求的更迭，更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一个苦闷的县令

袁宏道写这封著名的家信的时候，正在明帝国最富庶的苏州吴县担任县令，时年28岁。自1573年开始的万历时代虽在政治上日趋保守，但在经济上正日华灿灿。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能够在刚刚入仕之时就执掌一个如此富庶的区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他自己起初也颇为得意，在他给自己的哥哥袁宗道的信中，他不无夸张地写到，“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这个出身于湖北公安名门望族的才子21岁乡试中举，4年之后就进士及第。此时的仕途更是一片光明。

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厌倦了这样的官场生涯，他甚至把做县令比作是人生最大的苦差。“上官如云，过客如雨，薄书如山，钱谷如海”，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加之不堪负重的繁文缛节，让他连连向最亲近的好友们诉苦：“苦哉、苦哉！难矣，难矣！”

在吴县大堂之上，这位县令留下最多的并不是治理县境的文告，而是一封封发给朋友的诉苦信。他给沈存肃说：“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他给湘谭知县何起升说：“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苦矣。”他给安福知县杨适筠说：“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

这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县令的公务劳顿之苦，更是一种精神压抑的折射。自明中叶以来的制度崩溃之态已经愈演愈烈，皇帝怠政、内侍擅权，加之文官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导致大小官员动辄挂冠而去，以至于政坛一度罕见地出现了缺官的怪状。

早在1580年，云南姚安知府李贽已经用弃官而走的行为诠释了这种苦闷。那时候，李贽53岁，正是官运亨通之时。但这位晚明最知名的思想家不甘于被这种世俗的功名所束缚，他希望摆脱，这并非出于传统的江湖与庙堂的对立情绪，而是一种心性伸张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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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

传统的政治体系已经凝固，而新生的个体自由又无从展开，于是这位思想家走上了叛经离道的道路，这反而为他赢取了更大的声望。显然，他的行为和言论在士大夫当中引起了广泛的精神共鸣。这一点从其后来越来越高的声望，以及落发为僧后的境遇就可知，在他辗转官场之时，曾经一贫如洗，而如今以著书立说为业，则得到上至尚书、侍郎、下到总督、巡抚的资助。

当1588年，袁宏道第一次去拜见这位名士之时，他已经落发为僧，寄居在湖北麻城一个叫做芝佛院的寺庙之中。袁宏道对他崇拜有加，视他为精神导师。尽管长久以来，李贽一直被道学家们咒骂为疯子，袁宏道对李贽过于放浪形骸的作为也曾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年轻人与之交往，并将这种崇敬之情维持一生。

刚刚入职一年多，袁宏道就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老师曾体会到的那种束缚，但他没有像自己的老师那样张扬，只是一遍一遍地向上司苦苦哀求辞职，一会是以家有丧事为借口，一会又声称自己身体完全无法承受公务的要求，但都未得应允。直到真正一场大病来临，卧床数月不起，他的辞职请求才获得了批准。

随性交游

袁宏道于1597年辞官之后，将妻眷寄托在无锡，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个人漫游。先赴杭州，游历西湖，继而去会稽、绍兴、禹穴、兰亭，又溯新安江游览黄山。他欢快地提到，自己“乍脱官网，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他一路交游文友，诗酒唱和。他与陶周望、虞长孺等人谈文，与江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等人谈诗，与云栖、戒山、湛然、立玉等僧侣谈禅，精神上的放松让他连呼“快活不可言！不可言！”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上。“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品。

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种种怪诞举止，不仅不会遭到责难，反而在士林之中赢得赞誉。

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宽松、相互鼓荡的环境下，迸发出罕见的文化盛景。

1640年代，江西一位文人徐世溥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万历年间的这种盛况，在他眼里，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海瑞的道德风节，袁黄、焦竑的博物，董其昌的书画，徐光启、利玛窦的历法，汤显祖的词曲，李时珍的本草，赵宦光的字学，都是可以与古代先贤媲美的，而这些人同时涌现在万历时代，堪称“文治响盛”。

而徐世溥提到的这些的万历年间的精英们，不少都与袁宏道有过密切的交往。

寄情声色

1596年，袁宏道还是在吴县任上之时，他给朋友董其昌写了一封信中，其中提到了一本书，称它“云霞满纸”，甚至强过西汉词赋名家枚乘的《七发》，遗憾的是，这本书，他只得到了前半部的抄本，他问董其昌能到哪里抄得下半部。

10年之后，在给另一个朋友谢肇淛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这本书，他揶揄借书不还的谢肇淛说：“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让袁宏道念念不忘的这部书，就是《金瓶梅》。这部署名兰陵笑笑生的情色小说至今无法确定其作者到底是谁，而袁宏道的这两封书信竟成为证明其最早在世间流传的物证。

在袁宏道生活的万历时代，在士人的圈子里传看情色文学，几乎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风尚。世俗商业的繁华激发了人欲的膨胀，士大夫们早已不再把洁身自好，引领道德的责任扛在肩上，与其说是世俗的繁华诱引士人们追求一种纵乐的生活，不如说，是士人们的精神解禁引领了整个社会道德的解禁。

袁宏道的朋友谢肇淛描绘当时的士大夫已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统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枚第之上”。晚明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张岱更是直言不讳的声称自己“极爱繁华，好精舍，好养蟀，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羞，好花鸟气……”

摆在在士人们案头的，除了《金瓶梅》，还有诸如《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书籍，那些一时技痒的文人更是亲自操刀上阵，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都备受推崇。

如此丰富，充满声色的晚明世界，让不少海外汉学家们惊呼袁宏道所生活的时代为“淫荡的世纪末”。这些汉学家似乎没有错，士人们不仅仅留恋纸上风月，更贪恋于现实中的风月场所。袁宏道曾描述人生的一大快活事就是，风流浪荡，耗尽资财，尽管一身狼狈，但仍然可以“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乐得逍遥快活。

那些徘徊在苏州、杭州、金陵等江南繁华声色场所的士人们，忘却科场失意、仕途暗淡的苦闷，醉心于欢歌燕舞之中，以至于无妓不成欢。“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在士人们杯酒言欢之际品评而出，狎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癖好，而上升成一种文化，在晚明香艳的笙歌中，家国理想不知觉中演变为人欲的放纵。

矛盾中的雅致生活

在过足了闲居的生活后，袁宏道再次出仕了。他来到京城担任了一个闲职。看上去，他对这个职务颇为满意，“若真看作隐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养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

他养花，为此专门写了一本《瓶史》，论述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书中不厌其烦地提到一些养花的技巧和细节，诸如京城冬天寒冷，不但会冻裂铜器，瓷器的花瓶也容易裂，因此需要用锡瓶。他品茶，为此走遍京城，品评水质的好坏，他提到水以西山碧云寺水、裂帛湖水、龙王堂水为佳，高粱桥一带的水混浊而不宜用。他饮酒，虽然酒量只有“一蕉叶”，但仍写了一部《觞政》，他把下酒物分为五类，悉数优劣。这样的论述，用闲适、精致的散文写就，无处不透露出一种士人生活的雅致情趣。

1600年，袁宏道的大哥袁宗道病逝，他再次摆脱官场，隐居故土。在湖北公安县城南的柳浪湖边，他倾尽全部积蓄修筑了一所柳浪馆。四周枫柳环绕，盛夏时，浓树遮枢，入秋则枫叶如锦。在柳浪馆中，袁宏道与一些高僧整日坐谈禅理。

1930年代，当林语堂在时隔300多年后再次“发现”袁宏道时，仍然被他文章中那种精致的闲情所打动。此时，正是林语堂大力推动“闲适”和“幽默”的文学之时，袁宏道那种清疏淡雅的文字，以及文字中处处透露出的文人闲适，无不让林语堂惊叹：“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